小丁与妻子分居了。尽管两人同在广东东莞打工，但小丁以工作为由住进了公司提供的宿舍，把妻子和两个孩子留在了城里的出租屋。

对于1996年就独自外出闯荡的小丁而言，能在城市里拥有属于自己的家曾是他最大的梦想。但现在，他拒绝回家。每周只有等到周五晚上，小丁才会回去，并且仅仅待一个周末。

小丁说，他抗拒的不是家，而是家务。“有时候很累，什么都不想做，但是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我就等着，希望媳妇去做。她也等着，希望我去做。然后就是争吵……”

近日，记者采访多个农民工家庭发现，对于举家进城，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但由家务问题带来的“后院起火”显然超出了他们预料。

然而，在专家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女性越来越多地走进职场，“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遭遇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自农村携带而来的传统观念与城市中“双职工”的就业结构正面碰撞，男女家庭角色的重新定位、家务的重新分工是他们必经的“阵痛”。

夫妻都参与有偿工作，致使男性也需做家务“应该看到，男女家务分工在缓慢趋于平等状态。”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国际妇女研究室副主任杨玉静指出，2018年，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了第二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与2008年第一次调查相比，10年间男性和女性进行家务劳动的时间差距正在逐步缩小。城乡迁移中的农民工家庭，夫妻对家务的重新讨论和规划并非只是简单的“家务事”。家庭角色和分工的微小变动，可能隐含着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线索。如今，这一现象已经进入了研究者视野。在《男性妥协》一书中，蔡玉萍、彭铟旎两位学者带领团队对192名男性农民工和74名女性农民工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发现，尽管受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影响，许多男性农民工仍未做好分担家务的准备，但选择性接受和主动参与家务的也大有人在。

经济考虑是产生这一变化的重要因素。蔡玉萍、彭铟旎认为：“远离乡村的这些家庭通常都缺乏其他家人和亲戚的支持。在城市中，他们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使得妻子参与有偿工作成为一种经济必需，男性农民工承担一些照顾子女和家务责任也成为不可推卸的义务。”

近年来，农民工收入不断增长，但城市生活成本也日渐攀升，夫妻双方均在打工成为普遍现象。“你不能说男的都不做家务，家务都得女的来做。如果她跟你一样是全职工作，你就不能叫她把家务都做了。”来自河南的老梁在广州一家工厂上班，他表示：“我没有办法在经济上支持媳妇做家庭主妇，加上我的时间比她多，所以我通常做得多一点。”推脱家务工作，易激发家庭矛盾在张蔚的记忆中，丈夫上一次做家务还是春节时搞大扫除。“家务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做，刚开始会觉得很委屈、很难受，觉得嫁这么远是个错误的选择，但现在久了也习惯了。”80后的张蔚，2009年到广东湛江打工，嫁入当地。“来广东这么多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女的既要主内也要主外。”张蔚的感受并不夸张。近期热播的《做家务的男人》节目组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女性的就业率排名世界第一，平均做家务时间比男性多81分钟，中国男性做家务的时间排名世界倒数第四。

多年来，张蔚先后在超市、药店、酒店打过工，还曾进过厂。但无论工作如何变化，家务始终属于她。“没小孩之前，老公还会帮忙做一些，但现在最多也就是帮着买个菜。”为此，张蔚与丈夫多次发生过争吵，甚至闹过离婚，但冷静下来生活还得继续。如今，张蔚希望丈夫能偶尔搭把手，“比如做饭的时候能洗个菜，洗完衣服能帮着晒一下”。记者采访发现，在类似的农民工家庭中，男性拒绝做家务的理由往往是工作，女性承担家务的原因往往是没有工作或收入较低。但实际上，有研究表明，洗衣、做饭、照料孩子、收拾屋子等家务劳动极耗精力，从收入的角度来看，家务对女性的影响远远大于男性。“对男性而言，家务劳动对收入基本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而言，日常家务劳动对收入却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从事家庭与性别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社会性别研究中心主任郑丹丹表示，从过去的“你耕田来我织布”，到现在的“你打工来我带娃”，这种传统家务劳动类型分工并未跟上现代社会的发展节奏，可能隐含着性别收入的惩罚机制。

参与家务，有助于家庭的关爱与和谐

尽管经济因素对家庭的重新分工作用明显，但不少专家认为，推动家务中的性别平等，不能仅仅由“钱”说了算，观念的进步以及社会保障配套的完善至关重要。

有研究发现，与妻子平等分担家务劳动的男性会更强调对家庭的关爱和忠诚以及维护家庭幸福和婚姻和谐的责任。“我们一直建议，政府、社会共同努力，推出更多促进家庭友好的政策。比如政府为农民工家庭提供更有保障、更为优惠的托幼等公共领域服务；企业设置弹性灵活的工作时间、合理的休假制度，以便于夫妻更好地协调家庭与工作的冲突；对家庭而言，我们提倡平等和相互尊重，男性能够重视承担家务等家庭责任。”杨玉静表示。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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