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租弃耕：粮价“天花板”下沉，成本“地板”上升，来自自然灾害的经营风险增多，部分种粮大户积极性受挫；

账面上的口粮田与实际面积有所出入：部分乡镇存在不同程度的口粮田抛荒现象，部分农民把口粮田改种了草坪和其他经济类农作物，但这些田块仍按照种植粮食上报面积；

基本农田非粮化：部分地区划定的基本农田或补充的耕地存在“进山上坡”现象，偏向划到山区，而且海拔越划越高，这使耕地和基本农田的质量受到影响；

耕地地力遭到破坏：部分农业经营主体将种粮改为种草皮，收草皮时需要连同表层土一起铲走，一年收获4次相当于把田“扒了4遍皮”；一些种茶果苗木的田，时间长了会土壤板结，这给耕地和地力保护带来较大隐患。

记者 | 林超 周勉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19年7月8日，标题为《瞭望丨警惕丰产背后的隐忧》，原刊于《瞭望》2019年第27期，标题为《警惕丰产背后的隐忧》。

记者近期深入南方部分粮食生产一线发现，在粮食市场低迷和经营主体自发的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部分全国产粮大县出现了一些不利于保障粮食高质量稳定生产的因素：部分种粮大户积极性受挫，退租弃耕；局部地区基本农田存在非粮化倾向，耕地地力遭到破坏；粮食生产统计制度不完善，账面上的口粮田与实际面积有所出入等。

专家提醒，上述现象虽然只是在个别县区出现，但值得警惕和关注，应举一反三主动应对，消除影响粮食生产稳定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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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风险加大 大户弃种增加

以种粮大户为代表的规模化经营，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之一。记者在部分全国产粮大县了解到，近两年一些大户出现经营信心下挫的情况。

湖南省桃源县种粮大户彭晋京去年种了1500亩水稻，今年调整到1200亩。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几个农户微信群里，都有弃种的大户。“一个微信名叫‘田地主’的大户，本来他起这个名字是很为种粮自豪的，但因为连续亏损，去年开始不种了。”

记者在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全国产粮大县了解到，这些地方均有一些种粮大户缩减种植面积甚至直接弃耕的现象。近两年粮价低迷，多重成本挤压，加上自然灾害等经营风险，是影响种粮大户信心的三大因素。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彭墩村村民陈良福说，去年他收了5.5万公斤稻谷，其中近一半以2.76元/公斤的价格卖给了粮库，剩下的一半想等到今年春天价格涨一点再卖。没想到过了一个冬天，价格反而跌到了2.4元/公斤。

以往种粮大户靠规模赚钱，亩均利润两三百元左右，近两年粮价“天花板”下沉，成本“地板”上升，利润空间被大大挤压。今年春耕时节，记者在部分农资市场看到，多种农资价格均小幅上涨。其中，农药价格大部分涨了10%～15%，最高的涨了30%；化肥价格普遍上涨了5%至10%。陈良福等种粮大户说，去年受粮价影响种植户每亩减收130元左右，农资成本亩均增加约60元到80元，人工和土地流转成本也上涨了近百元。

市场流通不畅、优质难优价等问题，也是影响粮农生产经营信心的因素之一。桃源县爱来米业负责人罗爱来说，现在粮食生产基本靠种植大户，而种植大户基本靠订单生产，但当地4家最大的加工企业的订单量加起来也只有实际产量的一半左右。“不敢签更多订单的原因是没那么多资金。去年我需要1500万元，实际上获得的资金支持是700多万元，剩下的缺口要么是边销边付，要么就是跟关系好的大户先欠着。所以很多外地企业在桃源搞订单生产也搞不起来，因为大户不放心，怕它们不给钱跑了。”

部分受访种粮大户反映，由于打开市场难度大，近两年在生产转型中改种优质品种实际效益也不理想。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种粮大户雷炳华去年改种了200亩有机稻，平均亩产量下降了150公斤，价格定为20元/公斤。他有些担忧，“如果都能卖这个价，那就能弥补产量的损失。但现在进度不是特别快，还得想办法打开销路，否则最后也得降价。”

记者调研发现，在粮食市场不景气和成本挤压之外，来自自然灾害的经营风险增多，在风险共担机制不完善等情况下，部分种粮大户感觉收益预期变数增多，经营信心受到影响。

“当下市场化的农业保险，对于规模化经营者投保条件要求较高但理赔难，起不到保险作用，更像是保费的一点利息。”福建一户水稻制种大户表示，去年他种植的水稻受灾严重，经过长期多方协调以后，理赔的面积也只占实际受灾面积的八成左右。

一位全国产粮大县的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受风灾、水灾、旱灾等影响，去年当地受灾的粮田统计面积为100万亩。而政府下达的相关自然灾害救济资金有限，弥补农户损失无异于杯水车薪。“近年来极端天气、病虫害等带来的自然灾害呈增多趋势，经济损失压力目前几乎全部由农户承担，影响了种粮大户的种植信心。”

桃源县农业农村局粮油站站长李虎等基层农粮部门干部表示，需要在加速国内粮食生产转型，解决优质粮食市场流通，和建设由政府、保险机构、生产经营主体共担的风险机制上加大力度，以稳定粮农收益预期，保护粮农种粮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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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不精准 种粮显现下降趋势

记者采访发现，因为统计技术等原因，个别县区粮食实际播种面积与统计上报面积存在偏差，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的情况未能得到及时准确反映。

在南方某省一国家级产粮大县（区），记者蹲点调研发现，该县不少乡镇存在不同程度的口粮田抛荒现象，部分农民还把口粮田改种了草坪和其他经济类农作物。但无论是抛荒还是改种，这些田块仍按照种植粮食上报面积。

“农民生活很不容易，多上报一点面积，好歹能多拿一点补贴。”当地一位村干部坦言，该村不少农田抛荒弃耕，这两年实际粮食播种面积只有5000亩左右，目前仍按6000多亩全种水稻的情况上报。

当地一位受访干部告诉记者，从统计上看，该县耕地面积一直比较稳定，但如果把长期抛荒的田或已经变成鱼塘、茶园、林地的田都筛除掉，可能减少15%以上。“比如，近期我们对林业局和自然资源局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发现耕地和林地重合面积达到了6.8亩，这是因为有不少耕地上实际已经种植了竹林或树林，林业部门就算成了林地。”

⬆️3月28日，福建省某山区，村民王柳歆和妻子在一片基本农田里采茶 宋为伟摄

对于出现的统计面积误差，部分受访农粮部门工作人员表示，目前统计粮食播种面积的办法，还是由村一级开始，由下至上层层上报数字，上级部门再抽查核实，这一制度难以完全准确。

“县级农技站的工作人员有限，一年最多选择十来个村做复查，主要复查方式也只是眼睛看、嘴巴问。如果一片80亩的田，基层说有100亩，复查人员也很难辨明。”一位基层农粮部门干部说。

中国粮食经济学会副会长程国强说，现在农业部门保种粮面积的主要办法之一，某种程度还是依靠层层下派任务，实际上基层政府无法强制农民种粮，部分基层干部对于统计数字核实并不是十分严格。

记者调研了解到，近年来，生产经营主体自发的种植结构调整，或因耕作条件等原因抛荒，造成部分地区粮食种植面积呈下降趋势。相关专家表示，粮食种植情况的精准反映对制定粮食政策意义重大，对粮食播种面积的统计应该更加精准和严格。

“个别地方反映出来的情况提醒我们，要用遥感、卫星等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提升统计技术水平，加强部门间数据共享，提升统计数据的准确性。”程国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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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农田“上山” 耕地质量难保障

“藏粮于地”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记者调研发现，目前部分地区耕地和基本农田质量和数量保护，面临农业经营主体自发产业转型破坏现象增多、基本农田划定区域不合理、耕地保护力量不足等问题，不利于保障粮食产能。

在东南沿海某县，记者看到不少连片农田种着绿油油的草皮。当地一位农粮部门干部表示，近年来当地有近万亩农田由种水稻或玉米陆续改种草皮。在闽北的一个产粮大镇，越来越多的茶树从山上搬到耕地甚至基本农田里，上千亩稻田变成了茶园。

部分农业经营主体将种粮改为种草皮、果树林木，甚至直接在基本农田上开塘挖沟种荷花、搞养殖，引发基层农粮部门对于耕地质量和基本农田保护的担忧。部分农粮部门负责人表示，以种草为例，除了直接挖损农田，化肥农药用量远超一般口粮田外，收草皮时需要连同表层土一起铲走，一年收获4次相当于把田“扒了4遍皮”。一些种茶果苗木的田，时间长了会土壤板结，这给耕地和地力保护带来较大隐患。

与此同时，基层反映，虽然国家对耕地保护要求越来越严，但目前耕地保护面临破坏行为发现难、执法难。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细则不完善，且土地原耕作层基础数据缺乏等，难以界定怎样才算破坏耕作层。另一方面，县区国土执法人员少，常常在发现问题时，实际破坏行为已实施完毕。即使发现违法行为，多数情况也只能通知限期整改，没有强制执行权。

记者发现，除了经营主体对耕地的任意使用带来的耕地保护难题以外，近年来部分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划定的基本农田或补充的耕地存在“进山上坡”现象，比如偏向划到山区，而且海拔越划越高，这使耕地和基本农田的质量受到影响。

“近年来，不同部门统计的25度以上坡耕地面积的数据‘打架’，原因是基本农田划定问题。”中部某省一位山区县林业局干部受访时说，他们原计划2014年到2020年间退耕还林7.9万亩，主要利用25度以上的坡耕地。但县土地管理部门数据库里显示县里25度以上坡耕地面积为零，导致他们连年完不成任务。但这跟当地作为山区的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有些耕地坡度35度都不止。”

记者了解到，财政部驻该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数据“打架”不排除部分主观故意：一是一些地方为方便经济发展征占耕地，将城郊基本农田划为非基本农田，却将山上的坡耕地划为基本农田；二是将部分25度以上坡耕地作为国土整理储备用地。

“为保证质量，现在对基本农田的划定比例和位置，很有必要重新调整。”福建省一位山区县自然资源部门干部表示，作为丘陵地区，当地基本农田占耕地总面积的划定比例甚至超过90%，不少大坡度的田也成了基本农田；此外，不少林地作为“可以恢复成耕地的土地”也被划成基本农田。

部分基层农粮部门负责人表示，当下处于农村产业转型和城镇化及乡村基础设施发展建设提速时期，耕地数量质量安全面临复杂形势，应加强对耕地数量和质量的评估和保障工作，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和中低产田的改造提升，以摸清、做实粮食安全保障的“家底”。同时，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基层执法权和执法能力，加大科技手段运用，构建更加完善的耕地保护网络。

| 延伸阅读 |

有的种粮大户只管赚钱不爱护农田，

三夏粮食主产区一线隐忧

一些地方出现了违规占用或破坏耕地的现象：

“与务工相比，农民种粮性价比低，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把田包出去。但只要按时收到租金，别人种什么、怎么使用，他们一般不会管。我们乡镇国土所一般就一两个人，要管一个乡镇的土地，根本管不过来。”

“季节性抛荒”愈演愈烈：

一些种粮大户“只管赚钱不爱护农田”，有的甚至出现了“流动种粮大户”，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在租期内最大限度提高产量，获取更高收益，不会太重视土地的休养生息。

我国现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也与农民的耕种行为脱节，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记者 | 郭强 秦宏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瞭望”（ID：OutlookWeekly1981），原文首发于2018年8月9日，标题为《瞭望丨有的种粮大户只管赚钱不爱护农田，三夏粮食主产区一线隐忧》，首刊于《瞭望》2018年第32期，标题为《三夏粮食主产区一线隐忧》。

粮价持续低迷背景下，近年来农民普遍反映种粮不赚钱、粮食不好卖，农民不愿种田的现象时有发生。今年三夏时节，农民种粮积极性如何，土地抛荒严不严重……带着这些疑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入鄱阳湖畔部分粮食主产区一线，探寻当前农村粮食生产的真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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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种草”之忧如何解

风光秀丽的农业生态谷、可观赏可体验的田园综合体、智能化的温室蔬菜大棚……在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农业结构调整提速的背景下，田间地头出现了许多经济效益更高的种植作物或农业新业态，让人们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希望。

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一些村庄走访发现，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一些地方也出现了违规占用或破坏耕地的现象，部分农民对此表示担忧。

在位于316国道旁的永修县艾城镇，本刊记者看到路边成片的农田里种的不是水稻，而是绿油油的绿化草皮。艾城镇陈家新村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前两年当地已经有人租田种草皮了，她家6亩田过去是租给别人种水稻，今年包田的大户没挣到钱就不租了，她只好也将田租给别人种草。

艾城镇熊家村种粮农民石光新说，种粮一亩田挣两三百块钱，种草皮一平方米就卖13块钱。这两年村里用来种草皮的田越来越多，但卖草皮时表层厚厚一层土也会一起被铲走，对农田破坏很大。

本刊记者走访发现，除了种草，在乡村产业不断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中还存在私自在耕地中挖塘养鱼、种植花木莲荷等占用耕地、开发乡村休闲旅游业的现象。

我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提出，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对于“租田种草”、开挖鱼塘等现象，基层国土部门也表示无奈。“与务工相比，农民种粮性价比低，越来越多的农户选择把田包出去。但只要按时收到租金，别人种什么、怎么使用，他们一般不会管。我们乡镇国土所一般就一两个人，要管一个乡镇的土地，根本管不过来。”

除破坏农田外，还有一些基层干部担心，这些高效经济作物或对粮食生产形成挤压，影响粮食供应安全。走访中，一些农业部门负责人表示，对于地方农业部门来说，目前稳定粮食生产缺乏有力抓手，“种粮不挣钱，老百姓不愿种，不可能强制他们去种。”

当下，推动乡村振兴，农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针对农业结构调整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业内人士建议，国家一方面加强耕地用途管制，做好农村的产业发展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另一方面，统筹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粮食供给侧改革，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江西省国土资源厅耕地保护处处长袁胜国建议，在农业结构调整中，国家应在合理满足部分新型乡村产业发展用地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耕地用途管制，创新监督管理方式，严格农村土地使用管理，尤其是对各种违法违规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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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抛荒”普遍存在

江西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其早稻收购总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环鄱阳湖周边的余干、万年、永修等地属于江西传统的粮食主产区，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时下正值早稻收割高峰期，但在全国商品粮基地县万年县裴梅镇珠溪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看到路边成片的农田里并没有出现稻浪翻滚、农民抢收的场景。

本刊记者进村深入了解后发现，这些农田并非无人耕种，而是双季改单季没有种早稻。珠溪村一位71岁的裴姓村民介绍说，过去村里都是种双季稻的，但随着这些年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田都包给别人种了。包田大户田多忙不过来，粮价也不行，就只种一季了。

在万年、余干、永修等地多个村庄，本刊记者随机走访发现不少村庄普遍存在类似现象。但在紧邻鄱阳湖、生产条件较好的一些村庄，农民种粮意愿依然很强，土地流转租金最高达900元/亩，流转水田的大户基本上还保持着种双季稻的习惯。但大部分生产条件一般的村庄，因水稻种植双改单而出现水田“季节性抛荒”现象较为突出。

在余干县杨埠镇占坊村，一位种了600多亩田的刘姓种粮大户告诉本刊记者，除山里少量农田因灌溉条件差且野猪较多破坏而抛荒外，村里绝大部分农田都在耕种。但现在的经营方式已由原来的家家户户自己种，变成通过土地流转的规模化经营。而在农村劳力缺乏、人工价格上涨及双季稻易遭受寒露风侵害的情况下，规模化经营主要是种单季稻。

这种“季节性抛荒”对于粮食生产和国家粮食安全有什么影响？业内人士有着不同看法。一些人认为“季节性抛荒”反映了农民种粮积极性下降，并由此引发对国家粮食安全的担忧；但也有一些人认为，在当前粮食供给相对宽松、国家实施“藏粮于地”战略开展轮作休耕试点的背景下，这种“季节性抛荒”也是让土地休养生息的一种方式。

采访中，知名三农专家、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贺雪峰说，在当下的粮食出现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下，“季节性抛荒”是农民根据粮食行情变化作出的理性选择，其主观上虽不是为了土地休养生息，但客观上却发挥了一定的休耕作用。

但也有一些专家指出，与国家轮作休耕相比，这种“抛荒式”休耕也有其问题。中国耕作制度研究会南方分会副理事长黄国勤指出：“国家轮作休耕不是简单的不耕不种，而是需采取松土、种绿肥等配套措施，以保护和提高土地产能。而农民抛荒往往是听之任之，不管不问，管理不好反而会让肥力下降、耕性变差。”

他建议，将农民自发的“季节性抛荒”与国家有计划的轮作休耕相结合，通过补贴等形式引导农民在抛荒季节种植油菜、绿肥等作物，促进耕地地力改善，保障和提升国家粮食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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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粮大户“只管赚钱不爱护农田”

记者走访发现，在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农村土地流转速度明显加快，各地涌现出一批种粮大户，成为粮食生产的新主体。

在余干县峡山林场，种了250亩田的王生建告诉本刊记者，村里大部分人都外出打工了，留在家里的老人也只种点口粮田，全村一半以上的田都是他在种。从好的方面看，这些职业化的种粮大户不仅解决了“谁来种地”问题，还主动对接市场需求，生产优质稻米，对当下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起到重要作用。

然而，在人们普遍认为种粮大户破解了当前粮食生产难题的同时，也有一些农民对种粮大户规模化经营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担忧。

在永修县八角岭垦殖场八一村马路组，一位史姓村民指着长满荒草，灌溉沟渠因未疏浚而面临荒废的农田说，这六七百亩水田都包出去了，没到打田时间就没有人管理。“之前包的人亏了后，今年又换人包，种粮的大户换了一拨又一拨，赚了就接着种，亏了就拍拍屁股走人。这些大户只管赚钱不爱护农田，田种坏了，大不了换个地方再包。”

在万年县珠田乡李家村，本刊记者看到村民李寿金田表平整、沟渠整洁的耕地与周边种粮大户的耕地形成了鲜明对比。正拿着钉耙认真一遍遍打碎泥块、梳平田块的他说，大户包的田多，不可能管得很细，精耕细作几乎不可能。

江西省粮油局副局长余冬晖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一些种粮大户是外来的，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流动种粮大户”。他们把田租过来，首先考虑的是在租期内最大限度提高产量，获取更高收益，不会太重视土地的休养生息。同时，我国现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也与农民的耕种行为脱节，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万年县裴梅镇一位“90后”种粮大户坦承，为了追求土地单产，同样一亩田，他们使用的农药、化肥是散户的一两倍。“我们也知道用多了农药化肥对土地有破坏，政府也在积极推广和免费提供有机肥，但我们很少用有机肥，因为肥力不够，粮食产量上不去。”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大势所趋，但保护耕地地力，保障国家长远粮食安全，也是必须之举。两者关系如何协调，是今后需要关注的新课题。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有的种粮大户土地流转期限较短，缺乏长远经营的规划和相关能力，影响耕地保护。他建议，国家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机制，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转变种粮大户的短期经营心态和行为。

贺雪峰则表示，国家进一步完善农业经营体制机制，提供更好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探索有效的生产和利益联结机制，在规模化经营中充分发挥小农户的作用，让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让规模经营实现精耕细作。

来源：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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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垄上娃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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