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屈家岭遗址联合考古队正式披露，历时5年的植物考古有了新发现：该遗址出土距今约5600年至5300年的33粒炭化粟粒。植物考古工作者经对这些炭化种子进行碳14年代测定，认为这是长江中游最早的粟遗存，是北方旱作农业传入这里的最早证据。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工作者姚凌博士介绍，2015年至今，为配合荆门市屈家岭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展开新一轮考古发掘。其间，植物考古工作者在屈家岭遗址各时期遗迹和文化层采集土样392袋，运用植物考古常用的“浮选法”进行研究，发现了一批炭化植物种子，经鉴定，确认其中33粒为炭化粟粒。植物考古工作者对这些炭化种子做碳14年代测定及量化统计分析，认为其距今约5600年至5300年。姚凌称，这是经种子测年证实的长江中游最早的粟遗存，表明粟作农业在当时或更早已传播至此。该遗址还发现一批距今约5800年的炭化稻粒，共计541粒，可见屈家岭先民的农业结构为以稻为主、粟为辅，南方的水稻和北方的粟作在此相得益彰。

粟俗称小米，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的主体农作物。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目前所见最早的粟遗存是内蒙古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距今约8000年的炭化粟粒。我国著名植物考古学家赵志军认为，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炭化粟粒，可能是因江汉平原通过汉水中游地区特别是随枣走廊与南阳盆地相连，而南阳盆地自古就是南北文化交融和碰撞的枢纽地带。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史前考古专家罗运兵称，屈家岭遗址是我国长江中游最早发现、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该遗址很多红烧土残块中发现的稻谷、稻壳痕迹，及出土数量巨大被认为是酒器的红陶杯，均是当地稳定、丰收的农业生产活动的见证。屈家岭从那时起逐渐成为中国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植物考古工作者看来，肉眼或低倍显微镜可以看到的出土遗存，是植物大遗存，而那些需要用高倍显微镜才能看见的遗存，才算植物微遗存。

12月6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目前唯一专职做植物考古的姚凌博士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称，植物考古意义重大，人类与植物关系密切，在古代尤其如此，衣食住行都离不开植物，复原先民生活方式，需要植物考古的参与。

显微镜下鉴定炭化种子

自2015年至今，植物考古工作者在屈家岭遗址采集了各时期遗迹和文化层土样392袋，上自新石器时代的油子岭文化时期，下至战国晚期。

在屈家岭遗址植物考古实验室，姚凌等人把收集的土样放在浮选仪里，土样遇水化开，用筛网把浮在水面的炭化物收集起来，晾干后再在显微镜下进行分选、鉴定。姚凌说，一个遗址往往采集几百袋甚至上千袋土样，分拣出种子再一粒粒夹到显微镜下鉴定，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历经数千年的种子，为何还能辨别出种属？姚凌称，炭化种子当年在即将燃尽但仍留有余温的火的“洗礼”之下，缓慢脱水，这种炭化作用使得有机质的种子转变为能够长期保存的无机质的炭化物质，其形态得以历经千年而保存。植物考古工作者在显微镜下对其做形态学鉴定，与现代样品进行比对，辨别其种属。

据介绍，屈家岭遗址浮选出炭化植物种子及硬果核壳共计1599粒，经鉴定，确认农作物种子有1245粒，其中包括541粒水稻和638粒水稻基盘、33粒粟、27粒小麦及6粒大豆。

此外，考古队从各时期炭化遗存中挑选了16粒农作物种子和2块木炭标本， 送美国BETA放射性碳测年实验室进行测年。测年材料反映，屈家岭遗址稻作农业的出现，可追溯到距今约5800年。而且，各时期的水稻基盘形态都具驯化型特征，表明这里的稻作农业已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

江汉平原五谷丰登或始于东周

在屈家岭遗址开展植物考古的同时，姚凌还在石家河遗址、城河遗址、纪南城遗址等同步进行相关工作，在屈家岭遗址，除了发现新石器时代的水稻、粟遗存外，还发现有少量黍，到东周时期，有小麦、大豆遗存出现。

姚凌说，目前关于先秦时期农业研究，普遍认为五谷为水稻、小麦、大豆、粟和黍。对江汉平原地区诸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表明，至少在东周时期，该地区农业已经出现了五谷俱全的多种作物经济形式。

食藕习俗源远流长

植物考古工作者还在陶器表面发现有薏苡、莲藕、栎属以及野豌豆属植物的淀粉粒。屈家岭遗址先民对莲藕这种水生块茎类植物的食用或较为频繁，从新石器时期到战国晚期，陶器表面莲藕淀粉粒的出现频率都维持在较高水平。

姚凌认为，这反映出遗址周边的水域环境良好，非常适合这一类水生植物的生长，易于采食，深受该地区居民的喜爱，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植食来源之一。

图文来源：湖北日报

责任编辑：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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