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当山太和宫西门外，屹立着一根奇特的旗杆。它高6米多，为纯铜材质，虽历经170多年风雨，仍光亮如新。它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其堪称武当山最高的铜旗杆，还因为旗杆上清晰可辨的铭文。
铜旗杆屹立武当山170多年
记者在武当山太和宫西门外采访时发现，这根铜旗杆立在石蹬道旁边，极不起眼。旗杆高6.14米，为纯铜空心管，虽历经170多年，依然光亮如新。
仔细观察铜旗杆，可见上面两排铭文：“大清道光二十三年岁次癸卯孟秋月，道人李智□捐资重造。献”（注：□为钝器割刮后辨认不清的字)。据2012年长江出版社出版的《武当之最》记载：“是全山唯一的铜旗杆，也是现存最高的旗杆。”
道光二十三年是1843年。铭文上的“重造”，意思是这里原来有一根旗杆，或遗失或损毁，因此重造了一根。孟秋，指秋季第一个月，农历七月。整段铭文的意思是，1843年农历七月，一位名叫“李智□”的道人捐资重造了旗杆。
在中国古代，旗杆由杆座、杆身、杆头三部分组成。杆座左右由夹杆石上下榫口套牢固定；夹杆石以上为杆身，一般选用杉木制成；旗杆的上端有一个官帽造型的旗杆斗，上宽下窄，酷似量粮食的器具“升”，寓意步步高升。
其实，古代武当山各宫观都有旗杆，且大都是成对的。今天的玉虚宫龙虎殿前，仍存有两座旗杆的石座。
原来的旗杆或毁于战乱
这根铜旗杆诞生在清朝日益衰弱的年代。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年号道光，是清朝第八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两年后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湖北省武当文化研究会会长杨立志教授撰著的《武当文化概论》一书指出，清朝后期朝政腐败，官吏搜刮民财，中饱私囊，民不聊生。那时候，武当道教虽然出了一批高道，整修庙宇，致力于教务的整顿，但终因战乱频仍，宫观多毁于兵燹。
在清朝，发生在鄂西北地区并对武当道教有较大影响的战乱多达数次，每次都对武当山造成重创。频繁的战乱，使武当山大量宫观被毁，文物遭窃，而且道众生命也无保障，使武当道教日渐没落。
由此可见，清道光年间以前，太和宫西门外就有一根旗杆，因战乱重创武当山，旗杆被毁，后人重新补造了铜旗杆。
清朝皇室不再供养武当山
新旗杆由道人捐资重建
在铜旗杆的斜对面，是武当山著名的皇经堂。
太和宫的皇经堂是道徒们每天早晚颂经的地方，也是武当道教一处重要的祭祀场所。堂内上悬金匾一块，上书“生天立地”4个金色大字，为道光皇帝御笔亲书。
清朝，皇室不再负担武当山的供养，宫观香火断续，道众四散。失去了皇室的供养，连重建一根小铜旗杆都需要道人捐资。
那么，道光皇帝为何又要给武当山御赐金匾呢？杨立志指出：“清朝皇帝取得政权以后，对武当山的情况不太好处理。一方面，他不能特别重视武当山，因为这是明朝皇室的圣地，是明朝皇帝的家庙；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重视，他必须对道教给予一定的关注。”《清实录》中记载，故宫钦安殿内供奉着真武神，每年皇帝寿辰的时候，清朝皇室都会在殿内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
滇铜对于武当山营建修缮贡献大
武当山古建筑群拥有许多铜铸建筑及构件，其中不少取材于滇铜。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朝滇铜开发在全国占据一定地位。到了清朝，云南东川府依然是滇铜的主要产地之一，运往京城铸币的铜材大部分来自东川府所属铜场。
明万历年间，云南昆明及附近地区的信士共同铸造148根青铜栏杆，今天依然环绕在金殿四周。这显示了滇铜对武当山金殿的贡献，已成为一个永久的标志。
清乾隆年间，安徽安庆进士檀萃在其《滇海虞衡志》中说：“铜独盛于滇南，故铜器具为多, 大者至于为铜屋……”在明永乐年间营建武当山宫观群的时期或之前，云南究竟为朝廷提供了多少铜材不得而知， 但从明清时期滇铜开发的状况来看，当时其产销在全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宋元时期，金属旗杆兴起。后清朝又大量出现，但主要是铁旗杆，铜旗杆极少。在海拔1000多米的武当山太和宫，为何要竖一根铜旗杆？记者推测，至少有标志、装饰、传递信息、彰显神灵崇拜等功能。
今天，仰望6米多高的铜旗杆，我们可以大胆推断，这根质地优良的铜旗杆，应取材于云南。
图文来源：秦楚网-十堰晚报 记者朱江
责任编辑：许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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